一位富商被綁架，在受威脅下，勒斃一無辜女子。綁匪全程錄影後，讓富商自由、回家籌贖款一億元。富商報警，一舉擒獲綁匪同夥。
　　毫無疑問，綁匪涉及一連串的罪名：擄人勒贖、恐嚇、教唆殺人等。但是，富商呢？受脅迫下致人於死，是否有罪？或者，身不由己，在特殊情況下，適用「緊急避險」可以免責？這不是教科書或試卷的模擬題，而是真實世界裡的情節。司法如何處理，即使不能面面俱到，勉勉強強也能差強人意？哈佛大學名師桑德爾(M. Sandel)，在公開課《正義》裡提到：面對抉擇時，一般人有兩種思維模式。根據信念，對就是對，錯就是錯，這是規範式思維(categorical reasoning)。另外一種，根據結果取捨；有好的結果就做，反之就不做， 這是結果式思維(consequentialist reasoning)。桑德爾舉的例子，也十分扣人心弦：要不要由橋上，把身邊的胖子推下去擋住火車，救鐵軌上的五個人？然而，在富商被迫殺人的案例裡，桑德爾的劃分卻幫助有限。原因很簡單：根據規範式思維或結果式思維，都不容易判斷富商到底有罪或無罪較好！深刻一點的解讀，可以體會真正的曲折所在：無論是規範式或結果式思維，都不會憑空出現；這是人類長期演化過程中，基於生存和繁衍的考驗，逐漸孕育而出的特質。面對日常生活的絕大多數情況，粗略的類別(好壞對錯、是非善惡等)足以因應。對於複雜或涉及道德兩難的情境，這些簡單粗略的分類就派不上用場。
　　道德哲學有時而窮，怎麼辦？也許，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態度，是能抓老鼠的好貓…。具體而言，富商被迫殺人，可以切割成兩部分，然後分別處理。首先，是「殺人」的部分。現代文明社會裡，除了合法的任務(戰爭、執行死刑)之外，「殺人是不對的」已經成為普世價值。
因此，富商殺人，違反了文明社會眾議僉同的尺度，行為踰矩，應當懲罰。而且，這麼做除了符合一般人的價值觀之外，更重要的，是讓富商有機會洗滌心靈，重新開始，重新作人。
　　每個人可以自問：即使在被逼迫的情形下，把另外一個活生生的人勒斃，難道心理過得去、晚上睡得著覺嗎？因此，在「殺人」這部分，處罰富商，讓他有機會為自己的罪過付出代價，是幫了他。懲罰過後，他能夠面對自己，也能夠面對別人。否則，因為「緊急避險」而無罪開釋，即使法律上無罪，難道他心理能不帶罪愆、持平度日？其次，是「被迫」的部分。在暴力脅迫下舉止，富商本身就是受害者；如果再加處分，等於是無辜被折磨凌虐兩次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：設身處地，誰沒有同情憐憫的情懷。因此，值得特別處理。
　　最後，是把「殺人」和「被迫」放在一起，同時考慮：被迫殺人有罪，但是判緩刑，讓富商可以繼續從事生產性活動，有益於社會。同時，讓富商承擔民事責任，優厚賠償無辜喪生女子的家人。一言以蔽之，這種處理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。 而是在面對不幸事件善後時，儘可能降低損害程度，縮小波及的範圍。
　　借刀殺人，刀的責任，當然要看刀的角色如何。在這個案例裡，刀的處境還相對簡單。試想：如果綁匪先綁了某人，再把他恨之入骨的宿敵死對頭綁來；而後，要他動手行凶，再錄像勒索。這時候，借刀殺人的主角，到底是綁匪或被綁者，誰又是刀，恐怕就不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了！（熊秉元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