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昔所謂「八百里加急」，目的在爭取時間，傳送緊急軍情。宋朝洪邁《容齋隨筆》載：「趙充國（漢武帝時征西羌）在金城上書，言先零，罕羌事，六月戊申奏，七月甲寅回報，計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，往返倍之，中間公卿聚議，首尾才七日。唐開元十年己卯夜，權楚璧等作亂，時明皇幸洛陽，相去八百餘里，壬午遣河南尹張怡如京師按問宣慰，首尾才三日。置郵傳命迅速。」是一日八百里的實例。
　　「置郵」或「郵置」，即驛站。早自戰國，就有郵驛。驛設驛丞及驛卒數人。傳送公文時，驛卒腰掛銅鈴，行人車馬聞鈴聲，都要避讓路旁；驛丞聞鈴聲，便到站外等候交收，接力遞送，不得遲延。平常一晝夜傳送三百里。
　　由於驛站傳送迅速，當權者常濫權挪用。《金史•世宗紀》載：「上謂宰臣曰：『朕嘗欲得新荔枝，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。』」又唐詩：「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。」正是郵傳荔枝。唐朝李德裕在中書時，家中茶湯，是常州的惠山泉水。由常州傳到長安，稱為水遞。（見《唐語林》）。
　　驛站除傳送公文外，並負責迎送軍、政人員，供應「舟車夫馬廩糗庖饌裯帳」，費用龐大，冒濫情形也嚴重。明朝嘉靖三十三年整頓，分「溫良恭儉讓」五字，列條管理。崇禎二年，給事中劉懋上疏請裁驛遞，謂可歲省數十萬錢。皇帝大喜，不顧諫諍，著為令。「八百里加急」走入歷史，成為絕響。
　　驛站裁後，驛卒失業。務農無地，經商無本，別無他能。年輕力壯者，便相聚為盜匪。攻破北京的李自成，就曾是銀川的驛卒。
　　崇禎十七年正月十一日，皇帝因李建泰自請願以家財襄佐軍資，皇帝甚懌，欽命督師，於廿六日在正陽門親餞，文武百官為陪。李建泰出了都門，即聞家鄉已被焚掠，山西州縣早在年前相繼潰降，進退不得。朝廷尚無所悉。裁驛遞後，軍情混沌如此，實貪小失大。



（楊學伶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