時代以及客觀環境改變，典章制度當須慎審應變。惟斯變，非昔有誤，而係此制度，應與時、空條件並進。昔日既循合法程序制訂，今即應沿合法程序而修。並不涉「正義」與「不正義」之爭，乃係對當今客、主觀條件究否適宜之檢討。
　　孟子論「正義」，「不正義」，曰「善惡之心，義之端也」，其為價值判斷，而非惟「司法」標準。則巧為立法，意欲用假「正義」代表一群人去指責另一群人「不義」，之言是藉「政治技巧」譁言取寵，意在製造社會矛盾，是一種「鬥爭」。民主政治訴諸「政黨競爭」而捨「政黨鬥爭」。
　　現代「制度之改革」，古代稱之為「變法」。民主政治要經過立法程序，古代變法亦非在上者旨定。即令如此，「民無信不立」，「治邦不可失信」，始終為歷朝聖君賢臣治國圭臬。信用亦常被社會引為「人的第二生命」，豈是總統下令，執政黨仗多數優勢，奉旨行事就算？
　　昔商鞅變法強秦，是建立在「治世不一道，便國不必法古」的認知上。但是方法上也取「徙木賞金，立信於民」、「以明不欺」的治國準則。今退休領俸制度乃政府與軍、警、公、教、消防在各個階段之契約，政府當不能撕約背信，偎藉民粹而掩飾「欺民」之用心！
　　契約之貴，在於彼此信守承諾的「過程與結果」。在人民之間互動關係，信不立則事難成；官、民關係之建立，無信則法虧、則敗事，法律上所建立政府與公職人員之各類「契約」便基於此。若濫用所謂「民意」來改變原植契約，就是「民粹暴力」。倘政府每欲藉由新選舉結果，來否定前朝政府承諾對人民保障之信守，無異否定自己是在民主制度下，承繼前一政府之統治權。尚屬一人之念，一黨之私！則舉國難結一心，社會對立。夸談「正義」，反為忠心履約之「軍公教警消」視為「罔顧正義」！何以致之？
　　「資治通鑑」有云：「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寶也。國保于民，民保于信；信無以使民，非民無以守國。」既失信于民，又修法欺民，則國亂焉，如韓非子言：「君臣廢法而服私，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」。思古鑑今，在朝者宜慎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