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二一年蔣渭水先生發表《臨床講義》，診斷當時的台灣，大膽認為是「世界文化的低腦兒」。低腦，有如大鵬失其一翼，難及文化的「鵬程萬里」。

　　「文化低腦兒」之說，在於知識份子太少。因此，不少人慨言：在學校任教或在研究機構任職，只能算是個「學者」，要能關懷人民、國家、社會乃至全人類，才有資格稱為「知識份子」。所以，胡適博士語重心長地說：「為學當如金字塔，要能博大要能高。」

　　而一個國家知識份子的多寡，與其教育制度關係密切。一九八八年英國教育法案（Education Act）有段指出：教育應鼓勵學子「質疑與檢驗普遍沿襲的智慧，提出不受歡迎的見解，或者顛覆既有理論的革命性想法。」這種教育理念，不是課綱問題，而是培植有理性、能思考的知識份子的南針。（北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