警校畢業，我被派到台北市，三年後不顧師長、親友的勸阻，毅然擺脫西門町的誘惑，揮別淡水河的落日餘暉，請調到花蓮︱一個偏遠、我完全陌生的地方。
　　報到時，孫賢孚局長特別召見，他溫文爾雅，只問我一句話：「為什麼要來花蓮？」
　　「我喜愛花蓮的好山好水。」我誠實回答。
　　隔天，我被派到擁有許多高山、大河的︱新城分局。當年新城是一個沒有紅綠燈，只有一條街道，從花蓮市到太魯閣的必經小村。環境清幽，民風純樸。
　　黃昏時，我常到太平洋濱觀賞落日，遠眺湛藍的海洋，追逐白色的浪花，尋找紫貝殼，細數海鷗、歸帆。
　　休假時騎車到太魯閣、長春祠，沉醉於阿美族姑娘高亢清新的天籟。驚嘆橫貫公路的懸崖峭壁，飛瀑流泉。造訪慈母橋的烏鴉，聆聽九曲洞的燕子訴說古老的傳奇。
　　夜間到天祥，萬籟俱寂。一座橫跨兩岸斷崖的小吊橋在風中輕輕地搖曳，橋下大沙溪緩緩地流著。「祥德寺」隱匿在不遠處的夜幕中。「文天祥」的巨大的雕像，在黑暗的廣場上孤獨的挺立，遙望著北方的故國，滿臉無奈和滄桑。他是否知道故國早亡？時代的巨輪已輾過「宋元明清」？
　　回首來時路，我廿二歲到花蓮，廿三歲柔道升段，廿四歲娶了花蓮女子為妻（二子一女均在花蓮出生）。廿五歲調熱愛的刑警……。一切似乎都很順心。我本想要在花蓮退休終老，但拗不過年邁雙親的催促及故鄉泥土的呼喚；卅歲我帶著百般不捨及滿載的離愁，回到了高雄。
　　離開花蓮已卅八載，對於在花蓮的日子，我不但沒有淡忘，反而歷久彌新，無限眷念。我一直把它當做我的第二故鄉。

（陳順顧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