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認識「老怪」，是五十六年在警務處安全室（保防室前身）的時候。他不煙不酒，不隨俗，不阿諛，為人誠懇，從不到朋友家做客，有結婚的，禮照送而人不去，所以我送他一個外號叫「老怪」。
　　他滿腹經綸，知識淵博，節儉而不吝嗇，戴著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，西裝畢挺，皮鞋光亮，頭髮梳理整齊，滿口的京片子，標準的北京人。抗戰時就與家中妻子離別後，沒有回過家，一人來到台灣，一直在警務處上班，住松山五分埔配給他的宿舍。
　　兩岸開放，他與北京的家人有了連繫，兒子已在某大學任教授，老伴健在，眼看要結束單身生活了，臨行前，他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印製的一套「胡適先生嘉言」的郵政明信片、胡適口述自傳及評傳等，送給我作紀念。
　　他回到北京後，經常與台灣朋友有信來往，互道心曲。那是十七年前我還沒退休，而過了幾年，接到他的來信說，「別再來信了，來信也不回了……。」加上我退休後東奔西跑，就把「老怪」給忘了。
　　「老怪」這個人愛面子，會不會有什麼「苦」說不出，我思索了多日，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話：「君子與人絕交不出惡言」。「老怪」您與我斷絕信函往來，沒說出一句怨言，「老怪」啊，您真是個令人敬佩的君子人啊。我整理書櫃，看到「老怪」送的書，對這位算算已是九十多歲的怪咖老友，益覺思念。

（于愷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