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廿九年故鄉江蘇阜寧，於國軍西撤後，共軍接管。抓人殺人，風聲鶴唳，我二哥於國被抓數日後遭槍殺，全家陷入恐懼。當天深夜，母親叫醒我們兄弟三人到床前，悲泣又堅毅地說：「我家老大務農養家，人厚道，應較安全。你們三兄弟即日離家逃難。」
　　三哥培元、四哥培良都不願意，就是要逃難，路費也沒有。母親含淚說：「家裡實在太艱困，就讓老么培昌逃去上海投親，老三、老四只有聽天由命，培昌明天凌晨搭船，不可聲張。」
　　翌日晨四、五點，母親給我一個小包袱，摸黑到船邊，拉著我的手叮嚀說：「書未讀好，又無一技之長，將來怎能成家立業？你要爭氣上進，方可出人頭地。今日一別，不知何日再見？」母子抱頭痛哭，當時十五歲的我，依依不捨地辭別慈母，匆匆進入船艙。
　　民國卅四年八年抗戰勝利，我非常想念母親，就返回一別五年的老家，母子重逢，如在夢中，慈母已蒼老許多，頭髮將近全白，體力精神還好。母子相聚二十多天，我無力奉養母親，只好讓慈母繼續過苦日子，臨行慈母仍以五年前叮嚀我的話再次叮嚀我，豈料這是母親給我的最後的叮嚀。因為民國卅六年，堂叔朱亞擎任台南市警察局長，召我赴台於台南市警局服務，未能及早接母親來台，不料時局變得太快，使我終身悔恨。
　　我七歲喪父，父親一生誨人不倦，學生滿鄉里，受到鄉親的尊敬，民國廿一年病故。家計靠母親苦撐。還幸運的是，我大姨父母在縣城經商，對我家照顧很多，直到三哥培元師專畢業任教，方度過難關，母親也卸下重擔。
　　民國七十九年我攜妻返鄉探親，慈母已於民國五十六年無醫藥無含恨而終，享年八十四歲，深夜草草埋葬，其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，兩岸也還未通，母親蒿葬，我又不能親去，每一思及，心如刀割。
　　勉可告慰慈母的，我自十五歲離家，七十三年來無論讀書、擔任警察工作、經商均不敢或忘慈母對我的叮嚀。今逢父親一四五歲，慈母一三○歲冥誕，我們夫妻、子女、兒媳、內外孫等四代，祝禱父母親在西天安樂康寧。


（朱培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