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四十年，我在廣州街台灣省警察學校警員班第九期受訓時，有一天發現我的警帽不見了，遍尋不著，只得硬著頭皮跟區隊長胡養才先生報告，隊長訓斥我一番後告訴我，公家不可能再補發帽子，要我自己想辦法。
　　當時賣警帽的，只有台北市羅斯福路上的兄弟製帽廠，一頂警帽要價高達二十元（當時上等兵月俸十二元），而我身上一塊錢也沒有，只得請假外出，四處借貸，好不容易才買頂警帽歸隊。
　　一個多月後，輪到我整理內務室時，我意外的在一個未封口的內務袋內，瞥見一頂寫著我英文名字縮寫的帽子，隨即報告隊長，隊長在晚自習時間，把偷帽子的同學叫到講台前，說明原由後，要他雙手舉著偷來的帽子在全班面前罰站，並叫我陪他罰站。我不解地辯白：「我帽子被偷，是被害人，為什麼也要受處分？」
　　隊長訓誡說：「你即將成為人民保姆，而警察最重要的職責就是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，你連自己的帽子都看管不好，將來如何能?負起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重責呢？」那個晚上我心有不甘地陪著偷帽子的同學，罰站到晚自習時間結束。
　　當時對如此不公平的判處，實覺委屈，隨著年齡的增長，人生體悟不同，現在想來則佩服隊長的判處智慧。
（王守誠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