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六十二年，我在基隆港警所（現改為局）保防組工作。有天聽到傳聞碼頭工人可能要罷工的消息，組長周辦如嚴肅地說：「在戒嚴時期罷工是一件大事啊，他們為什麼要罷工？我們先去了解內情，由你去追查，越快越好。」
　　我馬上找到一位很熟識、可信賴的碼頭工人問他，並告訴他，罷工是一件非常危險的行動，搞不好會牽連很多人的工作，希望他告訴我問題所在。他帶我到西岸六號碼頭半山上一間房屋，屋內坐著十多名工人，一見大多熟面孔，其中有一位是我當兵時的連長，他認為我的位階太低，解決不了問題。我向他們保證，我是奉命來了解的，並保證不會出賣他們，要他們相信我。經過我苦口婆心一再好說歹說，保證再保證，原來問題如下：
　　第一、碼頭工人以隊、班編組，每月輪流於各個碼頭裝卸貨物。輪到西岸十九號碼頭（當時只有此碼頭為惟一貨櫃裝卸碼頭）就要跳過去，因為有貨櫃專班工人負責，他們只能在散裝貨輪船艙下以鏟子用勞力裝卸，每天工作勞累，又髒又臭，而工資都以「噸」來計算，工作如此辛苦，每月平均工資卻少於貨櫃專班工人，曾向上級反映，但都石沉大海，勞逸不均，待遇有別，心生不滿。
　　第二、現有碼頭工會會員七千多位工人，理監事都由隊、班長輪流遴選擔任，工人只有選舉權，沒有被選舉權，基層聲音無法向上反映，多次爭取也無結果。
　　第三、碼頭工人的隊長、班長都是「世襲」，即父傳子，子傳孫，無子孫願意承襲時，就傳給親朋好友，這公平嗎？
　　我連夜把以上問題寫成報告，第二天上班就交給周組長。他看完即匆匆走進所長李惟喬辦公室，討論解決辦法。
　　不到半個月，基隆港務局下令全部碼頭工人接受貨櫃裝卸訓練，受訓完畢，貨櫃專班撤消，全部輪流裝卸。而那年碼頭工會理、監事改選，有好多位碼頭工人當選理、監事。一場罷工風潮就此止住。
　　這事雖過了卅八個年頭，然每一回顧想起來，假如當時的七千多名碼頭工人真的停工或罷工，鬧上了報紙新聞版面，以當年戒嚴時期的處理方式，真不知會發生什麼難料後果啊？（邵如金）